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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之《说文解字》

时间:2011-07-28 08:43:30  来源:许慎文化网  作者:yiming

《说文解字》又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100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书献给皇帝。
《说文》旧称字书,按今天观点看,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莫基之作。《说文》成书不久,就被当世学者所重视。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说文》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们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解更是我们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说文》这样一部巨著,是在经学斗争中产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国时文字写的,汉代称六国文字为“古文”,用古文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秦始皇出于愚民政策的需要,把这些用古文字写成的《诗》《书》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汉初年,一些老年儒生凭记忆把五经口授给弟子,弟子用隶书记下来。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称“今文”,用今文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后来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经书。
这样在汉代经学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
两派的区别不只是表现为所依据的经学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现为怎样使经学为封建统治服务上。今文经学家喜欢对经书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宣扬迷信的谶纬之学;
古文经学家则强调读懂经典,真正理解儒学精髓,为此侧重名物训诂,重视语言事实,比较简明质朴。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编著《说文》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扩大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
《说文》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
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
许慎创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
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没有具体阐述,更没有用来大量地分析汉字。许慎发展了六书理论,明确地为六书下定义,并把六书用于实践,逐一分析《说文》所收录的9353个汉字,这在汉字发展史和研究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从而确立了汉字研究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
《说文》问世以后,研究者蜂起。清代是《说文》研究的高峰时期。清代研究《说文》的学者不下200人,其中称得上专家的有数十人之多。清代《说文》之学,可分为四类:其一,是校勘和考证工作,如严可均的《说文校议》、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等;其二,对《说文》进行匡正,如孔广居的《说文疑疑》、俞樾的《儿笘录》等;其三,对《说文》的全面研究,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句读》;其四,订补前人或同时代学者关于《说文》研究的著作,如严章福的《说文校议议》、王绍兰的《说文段注订补》等。其中第三种最为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誉为清代《说文》四大家。4人之中,尤以段玉裁、朱骏声最为突出。
《说文》问世以后,也很快就引起当时学者的重视,在注释经典时常常引证《说文》。到了南北朝时代,学者们对《说文》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唐代科举考试规定要考《说文》。自唐代以后,一切字书、韵书及注释书中的字义训诂都依据《说文》。
《说文》早期传本不得而知,有记载最早刊刻者是唐代李阳冰,他在代宗大历年间刊定《说文》,但其中掺杂李氏臆说颇多。南唐徐铉、徐锴兄弟二人精研《说文》,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是第一种《说文》注本,成书于南唐末年,世称小徐本,徐锴对李阳冰谬说多有匡正。徐铉于宋太宗雍熙年间奉旨校定《说文》,世称大徐本。另外,今尚存有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一卷,仅188字。清人研治《说文》,多以大徐本为基础,同时参校小徐本。大小徐本今天均有中华书局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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