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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正气,万丈柔情——中唐诗人白居易

时间:2011-05-19 12:58:36  来源:来自网络  作者:yiming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后人称白香山、白太傅。祖先太原人,后迁下邽(陕西渭南)。
年少时避战乱而流离他乡,“衣食不充,冻馁并至”,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影响较大。为贞元进士,曾官校书郎、翰林学士、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尚书。前期进取精神较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发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积极教育作用。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的诗有讽喻、显示、感伤和杂律等类。 
白居易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等职。因其祖父在河南做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七年(公园772年)正月二十出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他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刚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战事,浦镇李正已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继续沦陷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便离家南北奔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因出自书香门第,自幼绝顶聪明。在他刚刚出生六、七个月的时候,他的父母拿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结果他竟然就此记住,以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他的天才也并不是昙花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九岁就熟悉了声韵,再加上他勤奋好学甚至读到口舌生疮、手肘长茧。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在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样的名作,并且成为了进入京城大门的一块敲门砖。据唐张固《幽闲鼓吹》载:作者初进京城,携诗拜访当时的名士顾况。顾借"居易"之名打趣说:"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可是当他诗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不禁大为赞赏道:"道得个语,居即易矣!"遂广为延誉。从此,白居易的少年天才的名声就众人皆知了。
我们都说时势造英雄。也许一个动乱的年代可以造就一颗热血赤诚的心,或者是一颗热血赤诚的心使这个年代别有一番滋味。而白居易这个人让动乱的后唐在人的心里感慨万千。一个人的一生成长过程中,会随着遇见的事情而改变自己对人生的认识。白居易的家庭环境让他有了诗歌的天赋,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的诗风与众不同。在印象中,似乎人们会偏重于“诗人白居易”的形象。但我们无法忽略出生于官吏世家的他具有颇高的政治才能。他的一切是无法拆开来看的…… 
虽然十多岁时候的白居易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青年时期的白居易可谓仕途一路平坦。他于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元和四年(809),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810),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直言上书论事。极高的政治热情甚至让他与皇帝面折廷争,还劝谏皇帝遣散部分宫女。虽说这样的忠臣很难得,但过于直白的性格也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有些难堪。白居易不光是说说而已的,他为了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他与元稹闭户累月,我们不难看出,他是怎样的执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白居易做到了,把自己的想法传达给皇上。他主张的是清廉是与时俱进,所以有了《秦中吟》、《新乐府》使权豪贵戚闻之色变。 他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大量的讽喻诗实现了自己所说的“有阙必规,有违必谏”这个观念。《秦中吟》这组诗他十分看重,自称“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白居易的《新乐府》是“一吟悲一事”,而且在每个题目下附有小序,具体表明所咏为何事。《卖炭翁》的题序为“苦宫市也”。宫市,是指中唐的后皇宫直接掠夺人民财务的一种十分无赖而又残酷的方式。本来宫廷里需要的日用品,归官府向民间采购,到了德宗贞元末年,改用太监为宫使直接采办。宫里经常派出几百人到长安东西两市和热门的街坊去,遇到他们看中的东西,只说一声是“宫市”,拿了就走,谁也不敢过问。有时撕给你两三尺破旧的绸纱,算做报酬;有时候不但不给任何报酬,反而要你倒贴“门户钱”和“脚价钱”。所以每逢宫使出来的时候,连卖酒卖烧饼的小店铺都关上店门不敢做生意了。《卖炭翁》虽然没有写卖炭翁的反抗,但深刻地揭示了“宫市”的无赖与残酷;而卖炭翁的形象与心理也刻画的十分成功,尤其是“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刻画了在艰难处境中的卖炭老人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而劳动之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此诗没有白居易在“讽喻诗”中惯用的“卒章显志”的手法,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憎,而是一事实和形象本身显示时任的情感倾向,给读者留下了丰富想象的余地。这也是这首诗广为传颂比较突出的原因。
白居易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诗,与他从小的奔波生活有直接关系。他亲眼目睹这些社会的现实,也经历了许多事情,所以写出的诗都是“言直而切”、“事核而实”,补察时政也缘于此。白居易身在繁盛的唐朝,却丝毫没有被迂腐的气息影响,在其诗歌中没有出现过唐代诗歌的华丽,我们读的到的是真情与淳朴。……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不仅留下近3000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上),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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